在一套普通教职工的住宅里，记者再次见到了张新民先生。他面带微笑，和蔼慈善，亲自替我倒了一杯热茶。环顾其家：一套陈旧的椅子，一台电视机，一张小茶几，既朴素又简单，与此相映的则是满屋的书籍，连阳台上也堆放了各种报刊杂志。
张新民先生是我校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同时还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贵州省史学会副会长、《历史文献研究》年刊编委等多种职务，致公党党员。长期从事中国文化思想史、区域史及文献学的教学和研究。他组织创建了我校中国古代史和宗教学硕士点，并参与中华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省教育厅基地论证，建立了与之相应的研究中心。
科研教学硕果丰
张新民先生家学渊源，其父是著名史学家，自幼受家学影响，喜好文史。尽管命运坎坷，终于还是走上了中国文化的治学之路。“淡泊宁静，潜心治学”，是张新民先生的生活写照。他默默地耕耘，苦在其中，也乐在其中。他先后撰写了《贵州地方志论纲》、《贵州地方志考稿》、《中华典籍与学术文化》、《岭南文化世家》、《法华经今译》等多部专著，并在《中国文化》、《佛学研究》、《孔子研究》、《民族研究》、《汉学研究》、《中华佛学学报》、《中华文史论丛》、《文献》等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近200篇。他还参与主编《黔灵丛书》、《阳明学研究丛书》等大型丛书。张先生注重在历史学、哲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多重视野中研究文化现象，强调多学科交叉的重要。近两三年来又在着手撰写《儒学与禅学》、《儒家思想的现代性意义：与蒋庆先生对谈录》、《存史与借鉴》等专著，大部分都已完稿，两三年内即可陆续出版。
张新民先生将研究中国文化看成生命价值的体现，作为生活意义的一部分。采访伊始，他一再强调自己只是个“教书先生”，没什么值得宣传的。事实上，他受到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除了学识渊博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严谨治学的身体力行。他认为，一个优秀的老师应该对学生进行讲人格、讲涵养、重生命、重境界的教育。他提出了教育的四个层次，即人格情操培养，人文修养教育，专业知识教育和“乐境”教育。他的教学别具一格，常吸引省城其他高校的老师及学子来旁听。
张先生治学严谨。“读天下书未遍，未敢妄下雌黄”这是张先生时常提醒学生的一句话。在学生的作业本上，我看到他的批语：“宋儒吕祖谦《小仪外传》卷上说：‘凡勤学须是出于心，不得父母先生督责，造次不忘寝食在念，然后见功。’中国文化强调为己之学，为己则毋须他人督责，朝夕发奋，不使寸阴虚过，而日有所获也。”我深为老师对学生的谆谆教诲所感动。他的研究生吕善长说：“张老师就是一面镜子，站在他面前便会反映出自己的是与非。作为他的弟子，我们感到幸运和自豪。他总是给予我们慈父般的关怀，2004年的冬天特别冷，他把自己的大衣送给了我，我感到很温暖。”张先生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在他所带的研究生中已有20余人考上重点大学博士。
心系书院传文明
一栋古色古香的中国式书院建筑为贵州大学校园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张新民先生作为书院院长，为此花了不少的心血。
2002年，张先生从贵州师范大学调到我校，参与贵州大学“211”子项目的论证工作，主持省长基金项目“中国文化书院建设”。为了书院的建设，张先生广结善缘，与美国哈佛大学、日本群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建立了科研合作关系。两年多来，在书院开展了不少学术活动，接待各种访问团，使书院建设得到了国内外学术朋友的关心和支持。如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杜维明先生，应邀到我校为全校师生演讲。香港孔教学院汤恩佳先生慨然捐赠孔子铜像一尊，估计六月下旬，即可运往北区校园。台湾达摩书院、香港法住学院也很关心书院的建设发展。北京图书馆殷梦霞女士还专程拜访张新民先生，促成了赠送我校价值为1200万元的古籍再造善本工程大型图书一套。还有许多单位和个人，也无偿赠送书院图书资料。
在张先生的努力下，书院克服了无专职人员，事务繁杂的重重困难，开展了多方面的学术研究工作。创办了《阳明学刊》和《书院文化论坛》，主持出版了10多本学术著作。目前与省文史馆合作整理《黔南丛书》，已被新闻出版总署及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列为“十一五”国家古籍整理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教育部高等教育出版社还将书院列为传统文化教育的十大指导机构之一。这十大指导机构有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深圳大学等，贵州大学是列入其中的唯一一所西部大学。锦屏文书的搜集抢救工作和地域文化的研究工作也在积极地推进。书院还组织设立了专项奖学金资助贫困学生，支持学生成立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书法协会和中国民族乐团等社团。
力克眼疾志不渝
对于一个人文学者，视力不好是最致命的打击。张先生在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整天泡在图书馆，因用眼过度，患了严重眼疾，手术后，视力相当差，近乎失明，二十年来靠左眼坚持工作。不幸的是，2004年初左眼又患了严重的眼疾，做了几次手术，虽然幸免失明，但视力已大大下降。张先生的痛苦可想而知，他曾对妻子说，宁愿用双腿去换回一只好眼睛，没有视力，就意味着学术生命的结束。病中他请妻子读《陈寅恪的最后20年》，他想知道这位双目失明的著名学者是怎样坚持著书立说的，妻子边读书，边强忍泪水鼓励他一定要战胜病魔。眼睛稍有好转，张先生又开始艰难地看书备课，主持编辑《阳明学刊》。多年来，妻子龚妮丽先生除了照顾他的生活，还为他在电脑上打书稿。每写一篇，他都要完成这样一道工序：自己在草稿上用潦草的大号字写一遍——龚妮丽老师在电脑上打出来——张先生又在稿纸上修改（密密麻麻的笔迹，恐怕只有龚老师认识）——龚老师再次在电脑上打出……龚老师说：“多年来帮助他处理文字工作，自己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受益匪浅。有时自己的教学科研任务也很压头，忙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就会不耐烦，过后又很后悔。”
在张先生这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里，他们夫妻俩志同道合，互相支持，时常一起外出参加学术会议，一起带学生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实践。他们各自都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做出了成绩，尽管很艰难，却也令人羡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