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冀川：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大学/贵州省生化工程中心及西南药用生物资源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省管专家。兼任政协第十届贵州省委员会常委，中国菌物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项目评议专家，中国国家科技部项目评议专家，真菌多样性研究国际期刊《Fungal Diversity》副主编。近年来主持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10余项，申请发明专利10项，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其中SCI收录20篇， EI收录2篇，重要成果被2001年版国际权威“真菌词典”录用。先后培养博士研究生7名，硕士研究生21名。
就听记者朋友提起康冀川，恰逢校报策划“贵大学人”系列报道，采访名单上，康冀川赫然在列。于是电话预约，康冀川很爽快地答应了记者的采访。一个周末上午，记者如期来到花溪南校区，也就是原贵州农学院，康冀川大学本科时就读的学校。在一片葱葱郁郁的树丛中，找到了康冀川任职的贵州大学生化工程中心——灰色的仿古砖墙，青色的琉璃瓦片，叫人心生宁静。
一颗淡泊之心，承担起生化科研之重
顺着楼层指示标，在二楼的拐角处找到了康冀川的办公室。记者进门表明来意，康冀川放下手中的工作说：“我一直在等你们”，说这句话时康冀川站了起来，把记者迎到会客室，开门见山地和我们聊起了他的经历。
1989年，康冀川先后赴新西兰、英国、香港、南非等国家和地区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并从事科研工作。在国外，康冀川不畏艰难，勇攀科学高峰，他的才能得到了行业专家的赏识。2001年，学业有成后的康冀川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到了贵州，担任贵州大学/贵州省生化工程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分子生物学、真菌学、中药现代化和微生物农药的研究工作。
如何把贵州的自然资源转化为产品，带动贵州经济发展？康冀川在生化中心长期从事生物产品研发的专家的大力支持下，尝试着成立了贵阳高新绿康现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绿康公司以我校重点生物实验室为技术支撑，专门从事生物制品的研究与开发，曾先后开发出北冬虫夏草（蛹虫草）、红曲霉、营养补充剂（功能食品）、保健茶等生物活性物质和产品。后来由于各种原因，绿康公司没有继续运营，但是康冀川并没有停止科研的脚步，他继续行走在开发贵州自然资源的道路上。
从回国至今，康冀川在真菌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他主持完成了贵州省多项科技重大工程，并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70篇，其中重要成果被2001年版国际权威“真菌词典（Dictionary of the Fungi）”录用。合作出版学术专著1部，在基因银行（GenBanK）已登录462条基因组DNA序列，在哈佛大学国际分子系统学数据库（Tree base）已登录6组DNA排序及基因树，申请国家发明专利10项，多次获得贵州省科技奖项。2001年回国后为我校培养了多名研究生和博士生，为贵州的生物科技发展提供了后备人才。
由于贡献突出，康冀川被选为中国菌物学会理事及工业真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项目评议专家，中国国家教育部学位及研究生教育专家，政协第十届贵州省委员会常务委员。这些耀眼的光环，并没有使他高高在上。面对记者，康冀川只是说：“这些荣誉只是代表社会对我工作的肯定而已，于我自己来说，这些都不重要，能够为家乡的发展做贡献，见证参与家乡的发展，是我感到最幸福的事。”他的淡泊自心底而发，一如他对贵州这片土地的热爱。
不管走多远，都不会忘了来时的路
康冀川是个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的人，他的名字来源如此，他的人生轨迹亦是如此。康冀川出生在贵阳，但他的祖籍是河北，而妈妈是四川人。他说，“父母用他们的籍贯给我作名，是为了让我切记家乡，不要忘本”。父母的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康冀川。正因为如此，他才会放弃国外众多优越条件选择回国，回到经济并不发达的贵州，扎根于此，服务社会，奉献家乡。
在国外，中国人常会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每当这个时候，康冀川就会想念家乡，想念身在远方的父母。他说，“一想到我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以及我的家人在背后支持我，我就会忽略这些不快”。是的，有根的生命不怕流浪。
康冀川回国是源于一次考察。2001年8月,康冀川应贵阳市政府邀请,专程回到贵州考察贵阳以及周边地区的制药企业和中药生产基地。在考察过程中，他看到了贵州山区得天独厚的中药材资源，同时也看到了这些天然资源由于经济滞后，缺乏科技支撑而得不到有效开发利用的现状。考察期间，他为这些沉睡在青山绿水间的宝贵资源感到痛心，如何才能把这些资源转换成带动贵州经济发展的动力？康冀川常常夜不能寐。他的用心和才能打动了我校陪同考察的领导，领导郑重地向他提出留在贵大执教的邀请。同时，贵州省和贵阳市的有关领导也热情挽留。
此时的他，正值不惑之年，一边是待遇好、发展大的国外科研机构，他在那里有着唾手可得的名利和无可限量的前程；一边是经济欠发达的家乡，设备落后、科研资金匮乏。舍弃大好前程回到贵州，这无疑是他生命中的一个重大抉择。他犹豫过，彷徨过，最终，他的天平偏向了家乡。他说：“也许我到国外会发展得更好，但是当我迟暮之年再回来，想为家乡发展努力，那时已是垂垂老也，恐怕也只能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将所学贡献给自己的祖国，报效生养自己的家乡，在他看来就是最大的收获，为此，他可以不计较一切得失。
利用生化中心这个平台，康冀川对贵州省天然资源进行了研发。为了上山下乡方便，康冀川为自己添置了“座驾”——农村常见的那种既能载客又能拉货的皮卡车。他说：“这种车才能吃得起上山下乡的苦，我出去的时候方便带些工具和所需仪器”。面对“寒酸”的皮卡，身为博士生导师、省生化中心主任的康冀川没有半分不快，倒是疼爱有加。
每次外出，康冀川都不忘对比和总结，找出科研工作中的差距。一次他和朋友驱车行走在上海外滩的大道上，看着车窗外美轮美奂的城市，他感叹道：“上海发展真快，上海的发展除了自身优越的地理条件以外，关键是注重科技。贵州虽然落后，但是它有自然资源丰富的优势，在合理开发的同时，更应该在提升质量和增值上想办法。”
从1978年进入原贵州农学院就读植保系，到硕士研究生攻读植物健康系，再至博士期间研究的生态学及生物多样性学系，康冀川始终围绕生物学打转，在别人眼里就业率低，没有前途的生物学专业，他却一直兢兢业业地耕耘着。自1989年起，他辗转香港、新西兰、英国、南非等诸多国家和地区，多次面临优越条件的诱惑，最终，他选择了回到母校。别人逃之夭夭的穷乡僻壤，珍藏了他繁华的梦。回到贵州，回到原点，他说，不管走得多远，都不能忘了来时的路。因为，有根的生命才不怕流浪。
（贵州大学记者团 黄运 匡斌 报道）